摘 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他们被统一的冠以了"农民工"的称号。本次研究主要聚焦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以武汉市洪山区进城的312名民工为样本，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问卷调查。通过多种方式比对，揭示其心理健康现状。
关键词：农民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1 导论
1.1 选题背景
农民工在完成初中或高中学业后直接从农村来到城市，其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其工作和生活还游离在城市正式制度和社会组织之外，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回不去的农村与无法扎根下来的城市是当下农民工群体正面临着的两难处境。
农民离开了他们熟稔的乡土社会，进入到遍布陌生人的都市社会。以前的那一套经验知识无法行之有效的套用到新环境之中，而自身所处的不利境地又难以帮助自己增加社会资本的积累，在都市中建立新的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于他们而言相当困难。同时旧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由于时空的阻隔却又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心理健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并变得引人注目起来。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高竞争、高压力的社会，个人的情绪也变化多端、捉摸不定，由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情绪长时间的郁积在心中找不到出口，很容易引发心理健康问题，而根据以往的研究显示，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
1.2 研究意义
关于农民工的相关议题几乎在当前所有人文类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要求所有致力于阐释和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近几年，学者们将研究重点置于对该群体市民化、城市融合、就业培训等方面，但从总体研究状况看，目前对该群体微观心理层面的研究十分薄弱。
本次的研究依旧是以农民工为关注对象，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基础上，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及心理健康现状进行测量。侧重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来解读农民工群体的内心世界，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丰富该领域的实证研究。
1.3 核心概念
1.3.1 农民工
目前学术界对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只是冠以"农民工"、"乡城流动人口"、"流动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等称谓。"农民工"是农民合同制职工的简称，是那些在城市中从事工业活动，但保留农民身份的人（贺汉魂、皮修平，2006）。李培林认为，"流动民工"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流动，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业等非农产业流动，在阶层上从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向较高职业收入的阶层流动（李培林，1996）。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今天农民工的定义已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工"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城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简称农民工，就是指身份上属于农民但从农民中分化出来从事工人职业且在城市就业或居住，并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社会劳动者。
1.3.2 心理健康
研究者大多从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两方面对心理健康进行了界定。精神病学家Menniger(1937)认为心理健康指人们对于环境及相互作用之间具有最高效率以及快乐的适应情况。心理健康者应能保持平静的情绪,拥有敏锐的智能和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和令人愉快的气质。江霞（1997）认为心理健康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状态，是内部发展与外部适应的"幸福状态"。张海钟（1995）的"社会适应论"认为心理健康标准应充分考虑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且强调在适应社会的同时要改造社会。可见，国内学者关于"心理健康"的阐释虽然表述不一，但以上研究也都表明心理健康是一种内外调适的良好状态，强调是个体内部协调和外部适应。
因此本研究认为，心理健康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心理功能正常，没有心理疾病；其次，能积极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顺应环境，能有效地、富有建设性地完善个人生活，并具有一定积极发展地心理状态（苗丹民等，2004）。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可以划分为10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
2 文献回顾
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许多学者对此都进行过详细的研究。这些研究均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廖传景（2010）等人指出城市农民工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是远远低于全国水平的,并且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他们的性别、年龄和文化水平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李晓芳（2004）指出青年农民工中60%的人有心理问题，高于正常人SCL-90的评定,问题多为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等，在这些问题中，女性尤为突出。蒋善（2007）等人的调查显示重庆农民工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状况不容乐观,和其他城市农民工相比，重庆农民工的抑郁最为严重，焦虑和人际敏感较低。闫凤武（2011）对齐齐哈尔的农民工调查发现有27.8%的农民工存在心理问题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孙崇勇（2007）的调查显示东北地区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堪忧，低于全国正常人水平。倪影（2012）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焦虑不安、人际关系冷漠、自卑、孤独等。其原因可以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来考察。从内部因素来看，主要是因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教育在心理方面的缺失；从外部因素来看，城乡二元结构、用人单位不良的管理模式也影响了农民工的心理健康。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从整体上看不容乐观。
3 农民工心理健康现状
3.1 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共回收《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有效问卷312份。其中：（1）男性232人，占74.4%；女性81人，占26.0%，总体上来说本次调查对象以男性农民工为主；（2）年龄主要集中在26-45岁，占44.6%；25及以下的占25.3%；46-65岁的占27.6%，66岁及以上的占2.6%，本次调查对象四成左右是青壮年农民工；（3）本次调查对象中文化程度分布以初中学历为主，有113人，占36.2%，初中以下的（不包括初中）有48人，占15.4%；高中或中专的有103人，占33.0%，大专及以上的有36人，占11.5%；（4）本次调查对象中婚姻状况以有配偶为主，未婚有 94人，占 30.1%；已婚197人，占63.1%；离异19人，占6.1%；丧偶2人，占1.5%，根据最近的一次《武汉市人口总体特征分析》，未婚人口约占1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的三成，有配偶人口约占六成半，离婚人口约占一成半，可以发现本次调查对象中未婚人口比例明显低于武汉市15岁以上常住人口平均水平，而离异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水平；（5）本次调查对象中进城工作年限大都在10年以上，占50.3%；5年以下的占14.7%；5-10年的占31.1%，说明五成左右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限较长；（6）本次调查对象工资水平分布较为分散，2000元及以下的占18.6%；2000-4000的占30.1%；4000-6000的占30.1%；6000元以上的占21.2%，各档分布较为均匀，详细情况见表1所示。
3.2 被调查对象心理健康状况
3.2.1 量表得分总体情况
本研究依据谢华（2005）对心理学测评标准的划分，以症状自评量表160分为界，总得分超过160分则为阳性，不超过160分则为阴性。最后检出结果为90人呈阴性，占总人数的37.2%，152人为阳性，占总人数的62.8%；
根据心理学测评标准各项目得分若在2以上提示有心理健康问题，为阳性，若阳性项目数超过43项，则需要进一步检查，对本次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有97人有超过43项得分超过2分，占总人数的40.1%，有145人的阳性项目数在43人以下，占总人数的59.9%
存在因子均分超过2的被调查者有128人，占总人数的52.9%,有114人没有一个因子的均分超过2，占总人数的47.1%。
3.2.2 本次调查对象的心理健康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如表2，此次调查的农民工九个因子的得分都非常显著地高于全国常模，说明本次调查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明显要比全国平均状况差，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本研究的假设一被证实。
3.2.3 本次调查对象心理问题检出率
对于scl-90量表通常正常人的检出率范围是3.79%-29.1%（唐秋萍、陈灶火、袁爱华、邓玉龙，1999）。以张圆（2015）在其论文中所使用的标准，以3为分界点（与上文所使用的以2为分界点有所不同，进行问题检出率检验），各因子得分均分超过3的则为阳性。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如表3，九种症状的检出率均在正常值范围内，并且最高的强迫症和敌对的检出率仅为5.4%，大部分症状的检出率仅在3%左右。
3.2.4 本次调查对象心理健康状况各因子得分情况
根据scl-90量表得分的划分标准，共有九个因子，每个因子得分可以分成三类，得分与相应的健康水平呈反向变化，得分最低的划为第一类，在这一方面病症表现得不明显，第二类说明在这一方面有轻微的问题，而第三类得分最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可以发现强迫症在症状严重这一分组中相较于其他八个因子的比例最高。（见表4）
3.2.5 本次调查对象心理问题检出组与正常组比较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如表5，心理问题检出组与正常组在九个因子的得分方面全部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心理问题检出组的各项得分明显低于正常组的各项得分，其中敌对因子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最为显著，其次是抑郁因子、偏执症状与强迫症状。
3.2.6 小结
通过以上五种分析，我们基本上达到了对被调查对象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与各个维度的心理健康水平的了解与认识，首先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在总得分和九个症状维度上都显著低于；但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位于一个正常区间内，症状严重（因子得分均分在3分以上）的样本的比例非常少，说明此次被调查的农民工虽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但是不至于低到较大规模的出现症状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程度，同时，提示有轻微症状的心理健康问题（因子得分均分在2分以上）的被调查者有四到五成，比例还是比较高。
最后通过以上方法的分析也可以发现各症状维度的影响差异，在检出率的分析方法中，强迫症状和敌对症状相对更为严重；在根据因子得分均分的分组比较中可以发现症状严重的一组中比例最高的依次是强迫症状、人际敏感和精神病性；在与正常组的分组比较中可以发现敌对症状、抑郁症状、偏执症状和强迫症状与正常组的差异相对更大，总体上来说在这九个症状维度中，强迫症状和敌对症状这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3.3 农民工心理健康差异分析
3.3.1 性别差异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对于心理健康的九项因子（躯体化、强迫症、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p值都大于0.05，说明不同性别在这九个因子的得分上无显著差异。但是其中恐怖因子这一项的p值（p=0.07）相对于其他的八项最为接近0.05，女性在恐怖情绪上面的健康状况不如男性。（见表6）
3.3.2 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差异
在农民工的婚姻状况与文化程度方面，分析结果显示，其p值都大于0.0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婚姻状况及文化程度对其心理健康的各项因子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3.3.3 年龄段差异
由表7可得，不同年龄段在强迫症这个因子上的健康状况有明显差异，而26-45这个年龄段上的人在强迫症上的健康状况相对于其他年龄段要差一些。由于26-45的农民工处于青壮年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更好的适应社会的能力。
4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水平，检出率大部分在3%左右（通常正常人的标准范围为3.79%-29.1%）。这与多数学者的实证调查显示"农民工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水平"相符。在现有的研究中大都数农民工真正进城后，他们发现身份选择的无奈及发展空间的制约使他们在自我感知上处于卑微的社会底层，加之从资源来源的获取看，农民工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各种保障措施的遗漏，使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压力。
从该群体特征视角看，所调查的对象多数为青年的农民工，与老一辈相比，他们具有较高文化，他们中大多缺乏农村生活经历，许多农民工从学校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务工，对农村归属感降低，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对城市抱有较大的希望。本次调查中农民工年龄集中在26-45岁，处于青壮年，是其事业的上升阶段，因而对于周围环境的敏感度也会上升。根据埃森克发展阶段理论，在此阶段主要任务是自我同一性的确定和防止社会角色混乱，避免其内心孤独和建立亲密感的重要时期。而在城市中，由于各种落差与现实的不平等，使他们更容易陷入对自我的否定之中，产生心理疾病。
调查中强迫症和敌对三个因子的检出率较高，属于正常检出范围。而其他，如躯体化、焦虑等远远低于正常值，这表明来所调查的农民工中呈现的生活适应状况并不佳，在个体不仅仅心理层面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压迫焦虑感，具体还表现在生理层面的不适。我们必须承认，部分农民工还是存在心理问题，且较为严重，急需得到有社会的支持和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并进行介入疏导。
本次调查也显示当农民工遇到急难问题需要解决时，更倾向于采取自助方式，并且他们主要是通过老乡、熟人或亲戚这一初级社会关系加以解决，其社会支持的网络十分有限。因此在外部不利环境的影响下，农民工主观期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他们心灵深处充满矛盾和冲突。受户籍制度等制约，农民工仍属于农民身份，在城市的生存处于一种社会排斥状态，在"城里人"看来，他们是外来人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
在与调查对象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农民工对于自身的权利并不了解，并且他们对于改变现状并不抱任何希望。尽管现在的社会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吸引中上层或具备优秀能力的农民工，可以通过一些条件，落户城市，享有与城市市民同等居住、受教育、社保和服务权，并有同等政治参与权。但就目前情形看，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这些福利，而且这些权利也是打了折扣的。大部分的农民工仍存在居住难、工作难、融入难的问题，正因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对现实处境有许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他们的情绪、情感和意志的冲突得不到应有的宣泄。因此，除了社会支持方面、其在城市所处的环境也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
农民工心理健康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女性在 SCL-90 中得分与男性基本相同，仅恐怖因子略低于男性。就性别特征而言，女性较男性更关注自身感受，对自身状况更加敏感。但在调查中，女性农民工一般都会待在家中，负责煮饭以及其他家务劳动，而男性则负责去工地打工，因此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处于安逸的环境之中，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则健康许多。
就性别差异来看，不同年龄段在强迫症这个因子上的健康状况有明显差异，26-45这个年龄段上的人在强迫症上的健康状况相对于其他年龄段要差一些。他们在这个年龄段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家庭、子女的责任。也更容易产生冲动情感，有些明知没有必要，但又无法摆脱的无意义的思想、冲动、行为。生活的压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他们有无处可以述说。
5 对策
5.1 政府层面
当局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制订相关的政策法规。政府应加大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逐步放开不合理的政策限制，使农民工在城市中有一个公平的待遇，以提高农民工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同时，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是一项保障农民工权益的重要防控机制，通过保障社会底层群体的基本生存权益，让他们可以安心在城市中生活。一方面，政府应继续深化政策改革，不断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对社会政策的促进作用，社工可以在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在政府制定政策时提供建议，并推进这些有助于农民工权益、社会保障的政策的实施，使政府的政策可以更贴近农民工的生活。
5.2 社会层面
社会应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工的支持功能。个体获得支持及的机会也会越多，遇到的问题有所倾诉和解决，对于其心理健康也就越有益。农民工离开熟悉的家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随着家庭对其支持功能的弱化，社会上的支持作用日益加强，来自邻里的经济、社会帮助对他们提高心理健康重要作用。可从社会服务、人文关怀、民主参与等方面提高农民工的主观支持，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推进舍区、邻里间交流。让来自各个地域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彼此了解，促进彼此的情感交流。
同时社会应矫正城市人民对农民的不正确印象。由于受刻板印象的影响，人们对农民工存在较强的偏见和歧视，他们主观上倾向认为农民工群体是低等的、肮脏的、无知的、不安全的，这些歧视与偏见给农民工群体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与城市中生活的群体进行交往时，受上述影响，他们在心理上会形成自卑等不良情绪，他们大都会因担心别人瞧不起自身而想方设法极力维护自尊，对外界有一定的防御性。是以，社会大众应树立正确的观念，端正想法，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农民工这一群体。要公平地对待他们，与他们正常交往，已加强农民工对城市归属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5.3 社会组织层面
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非正式组织对于提高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社会组织应通过各种活动，努力提升农民工的人格平等，要改变社会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塑造一个平等形象。要尊重和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与需求，以设身处的角色维护他们的应有利益。
可以利用社工机构为农民工提供帮助服务。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宗旨，以服务社会、服务他人、助人自助的基本价值观念，可以运用小组、个案、社区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可以在农民工聚居地、简易住房区定期举办有关健康、安全的讲座、粘贴发放宣传单以及开展相关的互动活动，来帮助农民工关注自身心理健康。同时，也与政府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合作创办有利于农民工学习的提升平台，如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职业技术水平，帮助他们在城市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5.4 农民工自身
农民工应努力提升自身素质，积极学习新技术。本研究结果显示，大都数文化水平处于初中，只有少部分人有大专几以上文凭。在这些人之中又有大部分人已经工作5年以上，他们往往在未完成中学学业时就以外出打工。文化水平低不仅限制了农民工的职业选择、技术水平、人际交往范围，同时也限制了农民工在工作中再学习能力。他们由于缺少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且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往往选择接受自己的命运而不去改变。素质与技术得不到提升，他们所能从事的岗位也就有限，长期处于底层且从事高压工作，对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农民工应加强对文化知识与新技术的学习，要与时俱进，主动了解与自身息息相关的资源与支持，学会运用自身资源去适应社会，学习是为了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同时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与素质，在人际交往中讲信用，在生活交往中懂感恩、讲文明，学会处理自身的不良情绪，促进心理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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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陆豪洁（1996-），女，浙江嘉兴市，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2.叶思莹（1996-），女，湖北省随州市，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3.周楚(1997-)，女，江西抚州，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4.赵欣（1995-），女，河北省石家庄市，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5.马宏远（1996-），女，河南省，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