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大学智库与政府的互动逻辑

目前，大学作为知识力量的集聚地，是社会广泛关注的对象。知识人，作为大学智库的主体，不仅要做到职业本分追求学术价值，也要表现出对政治人的认同，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倾向。大学智库的建设前提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观念，应当遵循大学智库与政府互动时的逻辑性，更好地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

一、互动的前提：知识人认同政治人角色的文化传统

"智库"一词最早源于西方国家，但是在中国古代早就有知识人参与政治治理的历史。在古代，我们将"智库"称为"士""门客""师爷"。满腹经纶的读书人有志于朝堂，考科举是为了走上仕途，完成治国平天下的职业理想。这种"士志于道"的独特文化为现代大学智库与政府互动奠定了基础。

（一）"官师合一"与"士志于道"

"官师合一"是指西周时期的一种教育特点。西周时期的教育和学术是官办，国家指定官吏担任教师，学校既是学习文化知识的场所，也是学习军事和政治的场所。西周的教育特点对后来的"门客""士"的产生都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影响了现代大学智库的产生与发展。

古时，人们将读书人称作"士"。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落，"士"阶层逐渐兴起。西周时期"官师合一"的教育传统被打破，文化不再是西周贵族阶层的独有，渐渐出现了民间的私学，"士"就是民间知识文化的主要传播者。这一时期，中国最原始的大学智库出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由官府出资兴办，学生由稷下先生管理，融合了官学和私学，官府出资兴办稷下学宫是为搜集政治建议。稷下学宫逐渐兴盛起来，稷下先生不需担任官职，他们不需为自己发表的政治建议承担责任。这一时期的知识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政治中来，但是知识人的政治职业倾向已经基本形成。

（二）科举兴废与知识人被边缘化

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府基本都是通过选举知识人来任命官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科举制。早在先秦时期，知识人作为智囊团游走于各个王侯将相之间，为他们的宏图大略出谋划策，受到了较高的待遇。这一时期，知识人要想得到重用可以有两种途径，其一是自荐其二是引荐。知识人的文韬武略一旦受到君主的赏识，便会加官进爵，享受极高的待遇。随着历史不断演变，各朝各代选举知识人的制度也在演变创新，先秦时期的自荐、引荐逐渐变成了察举征辟制，后又演变成九品中正制。这些制度都有的不足之处是选举人才的过程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多，标准不够严格，这才有了后来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隋朝诞生，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这项选举人才的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减小阶级固化，以防贵族阶级独占权力。科举制度是一项规范性高、公平高效的选举制度，搭建起了社会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沟通的桥梁，促进了社会人才的流动。这项制度还未知识人走上仕途提供了最公平的途径，知识人不会因为自己出身中下层而失去参与政治的机会。清朝末期，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这项延续了1300年的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教结合"，知识人失去了成为政治人的途径。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没有新的玄关制度建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描述的知识人的社会中心位置逐渐被淡化。知识人走上了被社会边缘化的过程，政治人与知识人分途而行。

中国古代读书人不仅腹有诗书，也会参政议政。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以道自任"的独特情怀。

二、互动的现实性：政府对大学智库的规训

智库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力量之一，各国对专业性、跨界型的智库需求十分强烈。大学智库在与政府互动时，由政府主导引领。在不同时期，政府规训大学智库的严格程度不同，时而严紧，时而松散，但是始终通过文化性、弥散化、边缘化等权力进行规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后现代理论学家福柯通过系谱学方法研究了知识与权力的关联。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知识与权力之间是互相促进的，权力早就知识，知识也会推进权力。大学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知识与权利的关系，政府要想将大学智库为我所用，不能单方面地命令和占有，而是使用政治计谋来进行运作。在福柯看来，政府可以使用如层级监视、规范化检查等手段来对大学智库进行规训。

（一）层级监视

大学智库中，知识人进行科研的每一笔经费都来自于政府的教育经费拨款。现有的科研体制中，高校的科研工作变成了为政府服务的政治工具。福柯认为，完善的规训机制能够形成分层次、持续的监察秩序，实现有效的层级监视。中国大学的科研工作必须接受来自体制内的规训，因此政府的话语权严格制约了高校的学术创新。

我国大学中的学术创新等学术活动，受到很多外界宏观因素的影响，如政治、经济，不是仅仅在学术的象牙塔中进行，且外部因素在大学智库的学术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每年不同行政等级的政府都会发布科研申报通告，"课题指南"在申报通告中处于重要地位，其规范了学术活动的领域，引导大学智库在政府需要的范围内进行知识创新。政府的这种权利并非暴力强制性，而是"中心——边缘"性。政府处于中心地位，其权力会渗透到学术界的每一个角落，不符合政府权力的学术活动无法进入中心，会逐渐被边缘化。这正是体现了政府权力在学术创新和技术创新中的主导地位，只是看似公平化、科学化的评审遮掩了政府的权力控制。

（二）规范化

福柯认为，规训者会构建一种内部价值秩序，以不同的行为、语言、物质对待表现不同的被规训者，从而达到构建惩罚机制的目的。目前，政府对大学智库的惩罚机制体现在对不同大学采纳的次数、科研成果奖励次数。政府通过给予各大学不同的物质、精神奖励，引导大学智库按照政府需求方向进行科研活动。

政府权力介入学术活动并非中国独有的特色，但是西方各国对大学智库的规训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介入程度较低。自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我国知识人在政治场合中被边缘化，知识人对政治的影响力较小。目前的大学智库，虽对政府的决策起到重要作用，但也不得不接受来自政府权力的监督与规训。

三、传统文化与后现代规训理论对大学智库的交叉影响

（一） 创设中间"旋转门"机制

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人接触政治的通道断裂，但是知识人依旧包含政治情结。诸多知识人提议"科教兴国"，"学术救国"，满腔抱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西方国家在大学智库与政府之间有一种机制——"旋转门"机制，供政府吸纳采取大学智库政策建议。在美国，每当政府换届，政府官员和大学智库学者的角色就会对换。这种机制有利于大学智库向政府输送人才，形成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中国政府不妨借鉴美国的"旋转门"机制，结合我国国情，创新出符合本土的方式，如给大学智库学者交流任职、挂职锻炼的机会；政府也可以每年组织优秀政府员工去大学智库学习交流，形成政治、学术的友好互动氛围，产生双赢。对于政府来说，大学智库中储备了大量国家发展亟需的人才，这种"旋转门"机制能有利于政府跳出原有选拔政府官员的思维禁锢，扩展选拔人才的渠道。对于大学智库来说，知识人在政府中挂职能作为一种提高实践能力的方式，提升大学的社会影响力。

（二）学术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

日益严苛的政府权力已经严格限制了大学智库的学术创新。大学智库如果想要摆脱政府权力的限制，必须在学术创新中体现内在逻辑，在外在束缚与内在逻辑中找到平衡点。

与一般学术组织不同，大学智库的独特性是其作为政府的智囊团而存在和发展。因此，大学智库除了纯学术的研究活动外，还要为政府解决环境、经济、政治等问题提供政策方法。大学智库要针对现实社会问题，提出实施性高的政策建议，进而真正被政府采纳。

（三）建构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特点的评价体系

当下大学智库的发展可以借鉴稷下学宫的评价体系，齐王通过稷下先生的谏言、著作、学术思想传播能力来评价稷下先生的学术作为。现代大学智库的评价体系，应当朝着价值判断与技术判断相融合发展。这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影响周期较长，单纯地依靠量化指标来评价大学智库是不够周到的。政府应当从大学智库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人才培养能力等多方位的评价指标来评价大学智库。如果大学智库只作为政府的智囊团而存在，那么就会失去大学智库的原本价值。

四、结语

基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和"士志于道"的价值追求，现代大学智库要在受政府规训的基础上，交互使用传统文化和后现代规训理论，借鉴国外"旋转门"机制，既重视学术自由的追求，也要为政府面临的难题献计献策，构建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特点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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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明哲 （1965年9月） 性别：男；职称：教授；研究方向：科技哲学

赵雪斯（1982年7月），性别：女；职称：初级；研究方向：科技哲学，高校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