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康熙年间之“礼仪之争”，因牵涉宗教、政治、外交以及文化冲突等多方面内容，且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故此事件相关问题史家多有研究。而对于礼仪之争对中国的影响，历来也有多方多角度解读。然纵观学术史，多数对礼仪之争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之研究，乃从中西交通及文化冲突角度进行之解读，相对少地涉及到其对中国政治造成的影响，即使涉及，亦简单提及，未做深入之研究。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结合政治、中西文化冲突、中国文化传统等多方面部分史实，从礼仪之争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中，选取康熙年间皇权专制强化之角度进行探究，分析礼仪之争对清康熙年间君主专制之强化作用。
关键词：礼仪之争；清康熙年间；君主专制；强化与推动
在展开论述礼仪之争对清康熙年间君主专制思想之强化与推动作用之前，笔者需与读者明确两点讨论前提，以便展开下文论述。其一，君主专制在清代得到强化原因，其原因纷繁复杂，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本文所讨论之重点，乃礼仪之争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了影响、是否为君主专制得以强化之一因素。换言之，本文试图从礼仪之争造成的众多后果中，探究其是否强化了清康熙年间之皇权专制。笔者承认，在清朝皇权专制强化的众多理由中，礼仪之争至多为原因之一。至于礼仪之争在多大程度上对皇权专制之强化有影响，影响大或小、影响时间长或短，皆非本文欲探讨之重点；其二，礼仪之争作为天主教会于中国传教之时的重要事件，其影响涉及宗教、中西交通等多方面，本文论述只包括其对中国政治之影响，进一步来说只包括其对清康熙年间的皇权专制之影响。至于礼仪之争在宗教、文化等其他方面造成之影响，及政治影响中的其他层面内容，亦非本文欲讨论之内容。明确本文欲讨论之重点后，笔者将尽己所能对礼仪之争进行分析，探究其对中国政治中的皇权专制究竟如何发挥强化作用，其作用程度又有几何。
本文论证欲从礼仪之争之两大核心争论，即天主译名之纠纷及祭孔祭祖之纠纷出发，对二者产生之加强清康熙年间专制之影响分别展开论述。具体论证包括译名之争结果之影响、祭孔纠纷之影响及满清政权本身之特殊性在受上述两结果影响时之敏感性。
礼仪之争此部分主要表现为两派争论将“Deus”“Spiritus”等拉丁文名词进行音译，译作“陡斯”“西必利多”，还是将其译作“天主”“上帝”“灵魂”等中国已有之词。天主教各会会士中，龙华民等人一派所持观点为前者，利玛窦等人一派所持观点为后者。该问题前后讨论过程反复且内容庞杂，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加赘述。总之，礼仪之争于翻译问题上之最终结果，乃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批准之圣职部会议决议：“西洋称呼天地为万物之主，用斗斯二字，此二字中国不用成语……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并不许用上帝字眼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当取下，不许悬挂。”此决议出台当天，教皇即迅速批准，且派特使多罗前往中国，负责传达安排相关事宜。译名纠纷部分，表面上并未能产生较大影响，康熙帝最终痛下狠手亦非源于此因。
满清政权之独特性，又进一步加深了上述纠纷所产生结果之严重性，乃一推波助澜，或催化剂之作用。满清政权以外族入主中原，以蛮夷征服华夏，其正统性之来源及统治稳定性之良方，很大程度之上皆来源于其尊崇中华文化，承认儒家思想，康熙帝又有意以此为其统治之手段之一，且事实上尊孔尊儒之效果亦显著。总之，礼仪之争教皇、教会反对之物，乃满清立国之重要筹码。而天主教传教过程中自礼仪之争纷扰而起，前后纠结不断，传教士又多不似前人利玛窦等谙熟中华文化，并采取宽容并包之策略，反而是前不习中国文化并不识中国文字，后严厉禁止祭孔、祭祖之行为。如此，康熙帝引以为豪之文化自信、得心应手且成效斐然之统治工具，事实上被传教士悉数对立。如此分析康熙帝所面临之情况，则不难看出其在礼仪之争结束后之心理中，儒家思想、宗族观念被最终强化，进而造成专制强化之结果。
总之，康熙帝为一国之君，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作出如此政治考虑，有礼仪之争内容之因、传教士带给康熙帝之印象之因，甚至满清政权本身独特性之因，多方因素之下，最终形成清康熙年间强化康熙帝对自身文化认同加强之心理认同，对外来文化之警惕心与敏感性，并最终以笔者所认为之强化专制为收场。然笔者才疏学浅，时间仓促，自知本文论证之逻辑、史料之选取等方面皆有待加强，文章不当之处，并恳请斧正。
参考文献
[1]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集刊续编，第七辑》，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十月影印版.
[2]顾伟民：《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叙述及其后果》，《文化杂志》，2006年第58期.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421页.转引自顾伟民：《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叙述及其后果》.
[4]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集刊续编，第七辑》，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十月影印版.
[5]梁章矩：《浪迹丛谈·天主教》，中华书局，1981年，第80页.转引自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6]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3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