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捷克游记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摘要：在当今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同国别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形象认知成为全球文化对话的一个关键链条。本文重点选定二十世纪的五部捷克旅行文学代表作品，运用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梳理解读二十世纪不同时期捷克游记作品构建中国形象的不同方式和动态变化，为促进中西方文明文化交流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游记文学；形象学；捷克；中国形象

 

 

1.游记文学与形象学

游记文学也叫纪行文学，描述了作者的旅行见闻。这种体裁的文学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捷克学界将游记文学描述为基于地理空间和时间，描述国家地理、社会文化、民族特征及作者主观经历的文本。其中作者的主观性使游记文学不仅能够追溯文化刻板印象的存在，也能够映射出作者自身文化的倾向性。尤其是塑造者在塑造异国形象时，自然而然地将两种异质文化联系在一起。早期法国学者玛丽卡雷将这种形象学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

西方构筑中国形象的具体文本始于旅行文学。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其历史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文艺复兴早期西方对中国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肯定、启蒙运动之后对中国专制与愚昧的贬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对中国国民特性的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作家们在文化接触和思想碰撞中书写中国，其作品对中国形象的阐述不仅代表了个人观点，还反映了一个时代社会的集体意识。

七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形象参与构筑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西方现代文明观念，其本身蕴藏着的巨大“软实力”对西方文明的知识体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软实力”的国家文化形象，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指标。

 

2.捷克来华史

捷克地处欧洲心脏，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基础雄厚，文化资源丰富，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中东欧国家之一，中捷两国的来往源远流长。

书中记载，首位来华捷克人是传教士奥尔德希奇。他此次的来华传教行程启于1316年。在传教期间，奥尔德希奇记录了他在中国的传教见闻。十五世纪以来，随着海外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交流加强。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来华传教士中，来自捷克及斯洛伐克地区的约有20人。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严嘉乐。他因深通数理、精于机械技术、熟于乐理深得康熙皇帝的喜爱，并著有《论中国音乐》、《汉文文法》等书籍。在这些作品中，严嘉乐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十八世纪以来前往中国的捷克人除了传教士，更多的是商人、手工业者及探险家等。如与齐白石交好的捷克画家伏依杰赫·齐吉尔；雕刻了中山陵孙中山先生卧像的雕塑家博胡斯拉夫·高祺；揭露日寇侵华暴行的著名记者埃尔文·基希；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进行医疗救护工作的著名外科医生弗里德里希·基希等等。

然而真正展现中国形象的捷克旅行文学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約瑟夫·寇任斯基是第一个进行全球旅行并出版游记作品的捷克人。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和对知识的热爱，他在游记《环游世界1893年-1894年》中详细记录了十九世纪中国的教育状况。

 

3. 二十世纪捷克来华旅行文学

二十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全球格局，给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考虑到这一时期捷克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多变性，尤其是1948到1949年间，两国共产党相继登上政治舞台，本文将用1949年作为时间节点，将二十世纪分为上下两个阶段。其中，1949年前出版的捷克原版游记中，本文选取了两本不同时代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博胡米尔·波斯皮希尔1935年出版的《革命时期的中国》和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47年出版的《姐妹，我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游记中，本文选取了三本最具代表性的游记，分别为阿洛伊斯·纽曼1954年出版的《中国及其人民》；雅罗斯拉夫·切奇1954年出版的《我们在鲜花盛开的土地上》；安东尼·杰克斯1989年出版的《遥远的上海》。

20世纪上半叶，捷克斯洛伐克正处于稳定发展的民主化时期，而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比动荡不安的中国，1935年出版的《革命时期的中国》这样形容到：今天在中国旅行是件非常危险且疯狂的事情。

1952年春季，作为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兼交通通讯部部长阿洛伊斯·诺伊曼访问了中国。他在1954年《中国及人民》出版的游记中表达了对中国的钦佩之情。此外，代表团寻求建立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促成经济合作，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我们的友谊得到了加强。”该书共九章，除了旅程记录，还包含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等内容，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游记，更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1952年夏天，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邀请，共和国勋章和国家奖的获得者维特·内耶德利陆军艺术合奏团，飞往兄弟国家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艺术之旅。”这是游记《我们在鲜花盛开的土地上》扉页记载的一段话。书中详细记录了该捷克斯洛伐克艺术合奏团在中国的访问行程，并指出代表团的任务是在文化领域建立交流与合作。访问期间，代表团各成员积极了解中国艺术，与文化工作者一起参加了各种文化活动。在这一时期的游记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品对共产主义的肯定和对中国的正面评价，这也与之前作品里中国贫穷落后的负面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或集体的表现。”也就是说塑造者在塑造异国形象时，他的主观个人情感因素会胜过客观因素。通过对这五本捷克原版游记的文本分析，不难发现，虽然作者的身份、专业、职业、年龄、旅行时间各不同，但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中国国民形象；中国城市形象；中国环境形象和中国文化形象。

 

4.捷克游记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4.1中国国民形象--以品性特征为主

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礼仪之邦”。古代中国人一直都是以热情好客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捷克游记文本中对中国人的初印象大多表现为人与人在见面时的礼节。如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在游记《姐妹，我的中国》中提到的：“这名中国男子非常注重礼节，礼貌的行为形式是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此外，捷克人在文中也表达了对中国人勤劳、勇敢、坚强等优秀品质的倾佩之情。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捷克人被中国人面临政治局势不稳定、战争冲突频发和饥荒不断所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折服。如在《革命时期的中国》中作者博胡米尔·波斯皮希尔这样形容：“中国人具有可怕的活力，对伤痛，寒冷，饥渴，疾病，疲惫的忍耐力极高！中国人是可行的。”

在捷克人的眼中，中国农民和工人也是两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都是以辛勤劳作的正面形象出现的。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这样评价“中国农民和工人是世界上最勇敢，最艰难的开拓者，没有索求，只有坚毅而勤奋。”安东尼·杰克斯在游记《遥远的上海中》感叹道：“中国农民从来都不缺少韧性与勤奋。从黎明到黄昏，他们都在田地里劳作。”

游记中不仅描述中国人的品性特征，还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方面的衣食住行和思想价值方面的文明习俗。在文本中他们反复将中国人与欧洲人进行比较。尤其指出，中国是一种异国情调的文化和完全不同的世界，其国民民性与欧洲人民完全不同。

4.2中国城市形象--以北京、上海为例

无论是政府代表团还是出于个人兴趣的旅行者，他们都参观了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并试图了解中国的城市历史与文化。这些描述性段落不仅呈现了当时中国的人文环境，更重要的是捕捉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作者们追溯历史，同时又观察并记录当下社会。他们试图向捷克读者全面展示中国的社会情况。基于这样的理念和可读式的传播方式，旅行文学具有明显的科普性。因此，捷克作家们也将游记视为一种“教科书”式的文学作品。

首先北京作为六朝古都，拥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定都史，自然成为了捷克旅行者们最关注的城市之一。作者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提到：“这座城市充满了各个时代的稀有古迹，与威尼斯有点相似，但更为壮观。”阿洛伊斯·诺伊曼评论说：“这是一个古老而令人难忘的城市，充满了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时代的罕见古迹。”可见捷克人眼中的北京无论是从城市布局，还是建筑风貌，从民俗风情，还是文化制度，古都北京以其宏大的气魄和多元的文化格局成为捷克旅行文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捷克人眼中的异域中国形象。

如果说北京见证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那么在捷克旅行者的眼中，上海就是商业化的代表。作者们经常以“城市，大都市”等词汇来形容上海。此外，上海租界的殖民文化也给捷克作者们留下深刻印象。博胡米尔·波斯皮希尔在游记中提到，他遇到了许多居住在上海并经商的外国人，在他看来，有些街道颇具欧洲特色：“有些街道是欧洲和中国风格的混合……在这里，可以买到从俄罗斯，德国，美国，日本的进口商品。”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二三十年代，受当时西方文化的影响，捷克作家在旅行笔记中对租界文化的记录尤为突出，并表达了对西方影响力的认可：“在上海，不同的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再加上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力量。”

二十世纪来华的旅行家、商人、外交官、记者、作家等，分别从各个角度介绍了中国城市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正如周宁在论述如何理解所谓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时候指出：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想，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但无论是把中国形象视为西方文化的“他者”镜像，还是从西方人的自我认识中探索中国形象，最终在文本的背后都会引导出西方的自我想象。

4.3中国环境形象--以自然地理为主

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胜地之一，不仅以其历史和文化生活，还以其自然奇观吸引着旅行者。因此，在捷克作家的旅行中，自然景观也有很高的话题性。无论作者在中国何处旅行，无论在二十世纪何时访华，他们都惊叹于壮观的山川景象，尤其以黄河和长江为代表。博胡米尔·波斯皮希尔在游记中记录了1930年前往中国南部及中部的旅行：“那些没有沿着扬子江漂流的人失去了许多。他没有听到中国真正的脉搏。”从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兴奋与激动：“在我们面前，锯齿状的山峰有数百个黄色山脊，山脚下是宽阔的河床。在这里的山顶是长长的中国墙。墙壁融化在山脊中，静静地，但雄伟地保护着这片土地！”

捷克旅行者们不仅震撼于壮观的自然景象，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三十年代的游记提到了中国人利用优越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而农村地区受环境影响，依然面临饥荒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城乡贫富差距巨大的矛盾的中国形象。五十年代的游记更加赞誉了中国人的改造劳动，作者注意到了农业浇灌的魅力：“灌溉设备并不复杂，通道中的水足够高，因此水可以自发地流入田野。棋盘般的巨大田地被大坝分开。河水成为农民最有利的帮手。”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生活，捷克旅行者们尤为肯定了以土地革命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性，这也正与当时两国相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吻合。

八十年代游记更加注重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自然提供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同时也带来洪涝等自然灾害，为应对自然危机，作家引用了很多事实数据作为支撑，证实了当下中国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意识到人类过度的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的生态危机。

4.4中国文化形象--以语言文化为主

在国外旅行中，语言扮演重要角色，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旅行者了解当地文化、民俗习惯。在我们所分析的游记中，由于中文的复杂性和欧洲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作者们都或多或少的从各个层面探讨了中文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从语音，语态，语义，方言等语言学角度向国外读者介绍了中国的语言文化。

而和地名相比，人名更具有主观的象征性意义，他通常与可以表达作者态度的形容词连用。例如在50年代游记中经常出现人名：毛泽东主席。捷克作家最常用的表达是:“伟大的毛主席”来表达敬佩之情。

总体来讲，通过以上五个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受政治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二十世纪捷克旅行文学给读者展示的中国印象略有不同，但每部作品都关注异域情调与自我认知的关联性，关注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这也正是旅行文学的价值所在。

 

5.结语

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综合国力竞争除了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军事、科技“硬实力”竞争之外，还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竞争。全球化背景下创建国家文化形象，我们要认清当今国际国内形势，思考建立中西方正确认知的发展策略。捷克旅行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形象就像一面镜子，中国可以通过它自我认同、自我批判，同时这面镜子也折射出捷克的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就是说捷克旅行文学塑造和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在于从异域形象中观照到本土自我。正如形象塑造者在创造形象时，大多是以自我文化认同为前提，对异国或者异域文化进行的改造和审视。当创造主体与异域文化碰撞之后，不可避免的会将自身经历融入进文本中。这一观点不仅对研究当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历史借鉴，也将为我们履行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文化自信、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时代使命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

 

 

 

主要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著. 王宇根译. 东方学[M]. 三联书店.2021.

[2]马婷.他者镜像中的中国主体---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J]. 学术研究2007（10）：146-150.

[3]江利华，胡爱民.文化“他者”：西方旅行文学的中国形象[J]. 社会科学2021（8）：141-145

[4]唐海江,向瑶.想象中国的方式———关于西方建构古代中国形象的研究路径与现实意[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157－162．

[5]周宁.天朝遥远: 西方的中国形象[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 问题与领域[J]． 东南学术2005( 1) : 100-108．

[7]ČECH, J. Byli jsme v zemi květů. Praha 1954.

雅罗斯拉夫·切奇.我们在鲜花盛开的土地上[M].布拉格.1954.

[8] JAKEŠ, A. Daleko je Šanghaj. České Budějovice 1989.

安东尼·杰克斯.遥远的上海[M].捷克布杰约维采.1989.

[9] KUNSKÝ, J. Čeští cestovatelé.Praha 1961.

约瑟夫·昆斯基.捷克百科全书系列之旅行者们[M].布拉格.1961.

[10]NEUMAN, A. Čína a její lid. Praha 1954.

阿洛伊斯·纽曼.中国及其人民[M].布拉格.1954.

[11]POSPÍŠIL, B. Čínou za revolučního varu. Dojmy z cest po jižní a střední Číně. Praha 1935.

博胡米尔·波斯皮希尔. 革命时期的中国[M]. 布拉格. 1935.

[12] PRŮŠEK, J. Sestra moje Čína. Praha 1947.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姐妹，我的中国[M].布拉格.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