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政法网络舆情的分析及应对

引言

网络舆情即在某一社会环境下，通过网络中介突发的事件及其发展变化，人民群众对社会管理人员以及公共问题等持有的信念与态度。纵观当前的网络舆情发展来看，我国部分基层政法部门依旧不具备及时妥善应对处理突发网络舆情事件的能力和手段，因此，对新时期政法网络舆情的分析与应对进行探讨意义重大。

一、新时代环境下政法网络舆情事件多发的原因

（一）社会矛盾凸显风险高发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自然灾害、社会变革、利益碰撞等触及的深层次矛盾和风险，如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等，经新媒体的聚焦、发酵、放大、扩散，风险发生概率明显上升。有学者将其称作“时空压缩”。在西方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历时态矛盾，如今在我国转化为共时态，并在一二十年内迅速散播开来，且比之前表现的更为激烈、尖锐。加之，境内外信息搬运扰乱民众视听，敌对势力频繁插手、炒作司法个案特别是重大敏感案（事）件、社会热点、公共事件等，妄图挑起事端。各项法律法规、管理体制从无到有并逐步完善，从初期的模仿再到当前的自我创建并修缮。这是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更是一个舆情多发期。

（二）民众对舆情事件的“过激”反应

“哑铃式”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使得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底层民众的心理失衡逐渐演变成较强的仇富、仇官甚至仇警情绪。民众对政法网络负面舆情的过度关注，个别政法机关和干警执法不公正、不文明、不规范，特别是司法腐败问题都极易引发负面炒作，导致事态升级。民众信访不信法、个人极端事件频发。舆情事件的发生概率越来越高，这都是因为人民群众心理与情绪的反应[1]。

（三）重大风险防控能力不足

目前有很多基层政法干部不能很快适应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不具备运用新机制新技术新手段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不足，以至于民心不在、民力尽失。

二、新时期政法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

（一）高位谋划，构建完善的网络舆情事件应对机制

突发网络舆情事件应对处置工作，需要综合具体情况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应急管理办法。政法部门应结合突发事件级别差异合理制定应急预案，创建完善的突发事件预警与研判机制，待事件发生以后的评估、救援、处理以及追究、补偿等机制，提高舆情信息收集、甄别、研判能力，准确判断舆情的真实性、发生原因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前预警，防止信息扩延，形成严重的网络舆情事件。其次，应该整合调度公共力量与资源，特别是充分利用宣传、网信、网安、国安等专业部门技术手段，明确处理流程，配置专门岗位，创建网络舆情监测技术平台，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研判会商机制，构建完善的突发事件宣传联动机制，统一对外宣传口径等，做到网络事件早发现、早处理，力争时间，赢得主动。并且还应该警惕“技术决定论”，切实落实各项制度，并不断完善，努力做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

（二）部门联动，强化舆情风险监控和引导

在舆论引导工作中，应该充分发挥部门联动的作用，以便形成最大的引导力。政法机关和宣传、网信等相关部门联系沟通，信息共享、协同联动，变系统独奏为各方合奏，借势造势，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对于引导对象而言，应将意见领袖与普通大众区分开来，进行分类引导。其中意见领袖一般是在网络传播当中为他人提供信息，引导他人行动的“活跃分子”，在传播影响力当中起到过滤与中介的作用。实际上，在具体事件当中，很多意见领袖通常还属于某一领域的尖端人才，除了追求高端的价值理念以及独特的思想以外，还能够准确的判断利弊，其身后有强大的群众队伍，影响力极强。针对这些人员，需要结合其目的、动态以及特点，通过加强引导以及自身的工作能力，来获取沟通的主动权。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要及时回应其期盼和关切，加强主流舆论引导。对于引导议题而言，应该结合议题的特点，合理引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原则，协调调度涉事单位依法依规稳妥处置突发网络舆情事件。对于一时无法处理的，应当及时做好解释安抚工作，做到公开、公正、公平，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在适时的情况下将议题上升至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方面。深入推进政法网宣铁军建设，培育政法网络大V，着力打造一支正气充盈、号召力强的网上生力军，使其成为政法在网络引导中的“意见领袖”，以此来赢得网络话语权。网评人员应当将反应速度作为平均网络应急能力的关键指标，做到第一时间获取信息，不仅要上网看还应当在网上说，不能失语也不要妄语，主动、快速、高效地与群众达成共识，作为主导[3]。完善负面舆情交办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等制度，严格按照“三同步”原则，加强政法舆情风险监测排查和重大敏感案事件防范处置，确保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运用“大数据”“ 大网络”提高司法办案质量、提升防控风险、打击犯罪能力，推动政法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4]。

（三）主流发声，坚守政法舆论阵地

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治理现代化、平安中国建设、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等重点工作，加强正面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用好政法工作“富矿”，发掘、讲好“人民身边的”政法故事，用老百姓听得进、看得懂的语言特别是数据、典型、案例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积极构建政法全媒体传播体系，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法体”专题、话题、标题，推出更多政法新媒体精品力作，积极占领新型传播阵地。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守好政法领域意识形态“主阵地”，以政法网站、新媒体账号管理为抓手，加大思想政治、宣传业务培训力度，把好政治关、法律关、政策关、文字关[5]。

结语

总而言之，网络舆情事件是新时代发展的产物，它为我国政法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政法系统唯有不断提升网络舆情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加快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政法机构职能体系，准确把握和主动顺应新时代、高科技发展趋势，才能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守住初心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平稳过渡。

参考文献

[1]　胡铭司法公信力的理性解释与建构(上、中)[J].《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5期.

[2]　高尚论热点案件在司法公信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司法公信力的“储蓄”与“损耗”为视角[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第2期.

[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司法公开理论问题——司法公开丛书[M]中国法律出版社，2012.

[4]刘强, 李克周, 徐波. 浅析新时代下网络舆情与地方政府应对策略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 2018(37):223-225.  

[5]　梁新昇.新媒体时代的政法舆情现状及对应策略研究[J].科技传播，2018（22）：12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