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在原始时期，人们对“数量”的概念就有了萌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明确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计量一直在与时俱进。从原始时代到唐宋元明清，数万年的历史变迁与朝代更迭，中国古代计量的发展、变革、统一贯穿始末，它对于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的便利和统治者巩固政权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计量视作君权神授的核心，把它高度神圣化，所以计量学的演变与中国各朝代的起落结合得密不可分。
关键词：计量；中国古代计量史；度量衡；发展
引言
提起研究中国古代计量史，通常的方法是要从远古时代开始，历朝历代地追溯，了解每个朝代计量器具的使用情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与文献记载，然后以这些为基础研究计量史的发展变迁。这种自下而上的手段当然是应当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但我们研究中不能忽略的一个重点，是计量在当时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我们可以完全以此作为总领点，以自上而下的崭新角度纵览发展的全局，把度量衡的发展与历史的变迁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地找寻中国计量史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其实从黄帝时代开始，计量就彰显出政治色彩，而后逐渐演变成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始终与每个朝代的最高权力息息相关，这也意味着计量史的发展可作为一个能窥见中国王朝更迭的特殊角落。
“计量”这个术语在中国古代的涵盖范围主要是度量衡和测量时间，这两者都是农业文明的重要基石。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1]，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 这是古人关于度量衡的详细解释。1953年开始，“计量”这个新的名词术语才被批准使用。在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往往高度神化自己，自己是传达神的理念来管理人民，度量衡与天文历法的制定就是自己代替天神来向人民规定标准和授时，强化了皇权的神圣色彩。所以无论在哪朝哪代，计量与统治阶层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
公元前26世纪，传说黄帝就发明干支记日月，以神蓍推算和制定了历法，《家语五帝·德篇》记载他创造了“度”、“量”、“衡”、“里”、“数”五个量，在黄帝之后少昊“同度量，调律吕”，颛顼改革甲历，定下四季和二十四节气，这种历法被后世修订完善之后长时间使用，称为“颛顼历”，所以他被尊称为“历宗”。之后尧命令部下羲、和观测天象，根据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来制定历法，此时的历法已经设有闰月。舜在部落联盟议事时又对各部族的历法、度量衡和乐律作了协调统一。《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身为度,称为出”，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以自己的身长、体重作为度量衡的统一标准。
在寻找度量衡的器具的开始，是用人体作为“计量基准”。虽然这样测量不够精确，存在较大的误差，但在几千年前还是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被广泛运用。史籍中记载有“布手知尺，布指知寸” [2]、“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3] ，象形文字“尺”也是由用手丈量尺寸的手势形状演化而来。南京博物馆存有出土于商朝的几把古尺，其长度都在16~17cm之间，正是一个成年男子伸开食指和拇指间的距离。在周代，随着农业的进步，度量衡应用更加广泛。随着井田制的出现，面积单位划分得愈来愈细，为了便于百姓上交粮食和赏赐重金属，容量单位和重量单位也开始出现。《礼记》中有“周公朝诸公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这意味着在中国这个中央集权的帝国里，度量衡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政治意味：这是行使统治权利的象征，天下的民众都会服从君主。所以商周时代度量衡器具往往都被贵族阶层垄断，藏于王府或宫廷之中。因为在商周时代国家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祭祀与占卜，这是最高级别的政治活动，所以对历法的要求更加严格精细。这时候的历法叫做“阴阳历”，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是阳历的一年，月亮绕着地球转一周的时间记为阴历的一个朔望月。在那个时候，人们普遍把一日划分为十二个时辰，如果需要更加精细的划分时，就把一天人为地划分为100刻，就叫100刻制，随之出现了一种名叫“漏刻”的计时工具。在周朝还设立了大小官员来掌管时间向百姓发布时辰，其中有种官员称为“挈壶氏”，是专门管理漏刻的官吏[4] 。
西周末年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国家四分五裂，各邦国互相争霸，都有各自互不相同的度量衡系统以示自己的独立政权。春秋战国时期各阶层斗争十分激烈，度量衡已经不仅仅是用来压榨老百姓的工具，还作为统治者进行政治斗争、笼络人心的手段。国家通常都设有公量，但是有权势的士大夫会私自设订家量与诸侯王抗衡。齐国的田桓为了邀买民心，借给百姓粮食时用较大的家量借出，而老百姓还粮食时用较小的公量收取，与盘剥百姓的齐景公形成鲜明对比，后来果然成功夺取政权，将自己的家量代替了齐国的公量，史称“田氏代齐”。与田桓采取类似手段的还有楚国的白公胜，都是用度量衡作为争取人心、积聚力量的工具。同时在春秋战国时期更加重视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在《左传》《礼记》《吕氏春秋》等书籍中都有着详细的天文知识的记录。君王更加重视历法的制定和颁布，因为古代向来有“君权神授”的理念，君主是代替神来管理天下的，历法是来计算天时的，历法的颁布就是君主代替天神向民众授时，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有时君王还会亲自参加制定天文历法。
在公元前350年秦孝公时期，商鞅在秦国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其中与度量衡有直接联系的有两条法令：一是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并且还发明了“举足为跬，倍跬为步”的丈量土地的方法和标准，规定240步为一亩，统一了全国田亩制度。二是统一秦国度量衡，亲自督造一系列成套的标准器发放到全国各地。直至秦始皇横扫六合，商鞅改革的度量衡制度一直在秦国沿用。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5]，发布诏令统一全国度量衡。为了保证全国使用的度量衡标准一致无误，秦始皇制造了大量的刻有量值的标准器具发放到全国各郡，制定了十分严格的管理和检定制度，还在秦代的法律《秦律》中详细规定了使用度量衡器具的允许误差范围。如果使用时超出了允许误差范围，就要按照超出多少处以相应的惩罚。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虽然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但实际上它促进了科学技术和商业的繁荣发展，使计量器具得以定型化和制度化，形成了详细的规定和标准，是我国古代计量科技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页，对后世的度量衡制度影响深远。
随后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度量衡制度，汉初张苍对其做了改进完善后整理成典籍，被后世奉为圭臬。西汉末年，王莽当权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召集历律学家刘歆等学识渊博的学者考证前朝史料，归纳整理后编纂成书，度量衡方面有审度嘉量权衡等篇，后来被收入班固所著的《汉书·律历志》。
三国、两晋时代，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局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政权更迭频繁，战火不止，民不聊生，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史书对度量衡鲜有详细记载，但由出土的量器与权衡器来追溯，从三国至两晋度量衡多延续汉朝的制度。但到了南北朝时期，制度变得十分混乱，各个国家不同时期量值相差悬殊，南方统治者多为汉族，度量衡制度大部分仍旧沿袭前朝正统；而北方统治者为鲜卑族人，靠畜牧业与涉猎为生，社会管理混乱，由于没有明确的度量衡管理制度，贵族多任意制造大型量器来搜刮民脂民膏，使得各地度量衡器具的单位量值无约束地增长，居于历代之首，以致出现“南人适北，视升为斗”的乱象。
公元581年，出生于北朝的汉族官吏杨坚结束了割据纷争的战争年代，建立了隋朝，在北朝旧制的基础上再次统一了度量衡。因为北朝量值较大，这种标准史称“大制”，多用于官民日常生活。但是由于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天道不能轻易改变，天文测量数据要与前朝保持一致与稳定，即观象授时的量天之尺不能轻易变动，而统治者也是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和秩序的考虑，所以用代代沿袭下来的传统量值用于观象授时，考校乐律，史称“小尺”，在隋朝规定大、小制并行。到了唐代，统治者对度量衡制度的管理更为严格。典籍《唐六典》把隋朝采用的大、小制用法律条文确定并强化，古制即小制，仅用于调钟律、定雅乐、测晷影、合汤药及定冠冕，除此之外宫廷内外皆用大制[6] 。《唐会要》明确规定了度量衡的主管机构、标准器及检定，《唐律疏议》是中国第一部将度量衡法令写入国家法律条文的法律文书。
唐后经历过战火纷争的五代十国，宋王朝建立，太祖下诏书再次统一全国度量衡，宋代度量衡大部分也是沿袭旧制。由于宋朝军事实力远远逊于北方的女真胡虏，多用银钱物品赠予他们而想免除战祸，而商业的繁荣发展有利于国库充盈，所以统治者并不再像前朝一样重农抑商。在此背景下，宋朝民间商业空前繁荣，人们对容量单位的划分越来越精确，对于衡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满足人们日常需要，刘承珪发明了一种精确灵敏的杆秤——戥秤，一种最小分度值约为40毫克的精密称量工具，被人们广泛用来称量金银、药品、香料等贵重物品。在宋朝，老百姓还可以买到官府督造的杆秤升斗等，度量衡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除此之外，天文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宋史》中专门有一篇天文志以记录当时的天文数据。宋朝的水运仪象台是一个能够观测天象、演示天象和计时报时的小型天文台，是欧洲天文钟的原型，代表着中国天文仪器的顶尖水平。
之后元朝仍然沿用唐宋之制。元代是我国疆域最为辽阔的朝代，海上和陆地的交通贸易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为了更加方便地同各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元代统治者在秤锤上刻上了四个国家的文字：汉文、波斯文、巴思八文与回鹘蒙文，也加强了蒙汉藏三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在五湖四海宣扬国威，扩大了政治影响。在明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萌芽，商业所受到的统治阶层的压制也大大减小，譬如明代的秤锤颠覆了历朝以来所刻之词多来宣扬国威的传统，而是开始出现“金玉富贵”、“福寿康宁”等美好祝愿之辞。到了清代，多位皇帝都对传统礼制、天文古乐等兴趣浓厚，亲自率领群臣多方考证，使得度量衡的发展更为完备。随着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日益深入，米制也被用来与旧制相互比较，清代统治者还向国际计量局定制了清代营造专用的尺子与砝码，至此中国度量衡制度开始与国际接轨。
通过对中国古代计量史的研究，发现古代计量虽然也有过分裂和混乱时期，但仍以统一为历史趋势，统一的度量衡制更利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播。分裂的度量衡制会阻碍各地区人们的沟通、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符合历史潮流发展方向的，最终还是会由分裂走向一统。这与中国五千年来以统一为总趋势的历史朝向不谋而合。其次通过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度量衡制的权威性与政权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旦政权岌岌可危，那么它所规定的度量衡制度就没有了约束力，必将走向混乱。例如唐朝对度量衡的管理一向十分严格，时人莫敢不尊，可当晚唐时期政治、经济处在低谷，各级官吏为非作歹，根本就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诗人皮日休曾在诗中写道：“持之纳入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官吏普遍存在这种贪赃枉法、剥削百姓的行为，也从侧面反映了晚唐统治者的昏暗无力、名存实亡，这才是度量衡制度混乱的根本原因。最后通过研究每个时期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自古至今中国统治者都把度量衡与天文历法视为权威的核心，是君王代替神来表达旨意统治人民，被无限神话用来宣扬天命统治人民，有着非同凡响的政治意义。不过正是因为被统治者重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将心血倾注其上，中国古代计量才能如此瑰丽多姿、璀璨耀目。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撰，赵一生点校：《汉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2]薛安勤,靳明春译注：《孔子家语今注今译》，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清）胡承珙：《小尔雅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页.
[4]丘光明著，张延明译：《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5]（汉）司马迁著，韩兆琦评注：《史记》（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9页.
[6]（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