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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地域因素与类型化关系研究

作 者:钟全德 冯登明 耿纪朋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621000)

钟全德   冯登明   耿纪朋

(四钟全德   冯登明   耿纪朋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621000)

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项资助项目“绵阳市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关键支撑技术与系统”(项目编号2015BAH38F01)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绵阳市文化产业发展与绵阳所处的地域因素有密切关系,绵阳市文化产业类型化的发展也和绵阳市的地域因素不可分割。绵阳市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与绵阳市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遗存,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实物遗存都为绵阳市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文化积累。当前绵阳市在全国特别是四川所处的位置不仅仅是地理层面的,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交通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这些地域因素都对绵阳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探讨绵阳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地域因素与文化产业类型化发展的关系,对于正确规划绵阳市文化产业类型化发展的方案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有利于更清晰的了解绵阳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意义。
关键词:绵阳市;文化产业;地域因素;类型化

绵阳市历史发展的地域因素和当下的综合性地域因素影响着绵阳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绵阳市边堆山遗址出土有45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嫘祖(黄帝元妃、养蚕缫丝始祖和保护神嫘祖)及其部落生活在盐亭县境内,大禹出生在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双包山汉墓出土的经脉漆木俑是现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人体经脉模型。汉高祖六年(前201)在建置广汉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广汉郡由乘乡(今广汉市境内)迁到梓潼县。汉安帝元初二年(115),益州刺史部和广汉郡均迁至涪县,三年后州、郡皆迁出市境。东汉末年,刘备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分广汉郡北部设梓潼郡(治梓潼县),建兴三年(225)分广汉郡东部设东广汉郡(治雒县,今三台县境)。此后,市境相沿各代均有州、郡、府等县以上政区建置。两晋南北朝战争频繁,政区建置变化较大。隋代以后,政区建置逐渐稳定。民国24年(1935)川政统一,市境内只有今市区成为四川省第十三行政督察区治地,1948年领有绵阳、安县、绵竹、德阳、梓潼、罗江、广汉、什邡、金堂、彰明10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设绵阳专区,属川西行署区。1952年绵阳专区属四川省领导。1953年将广汉、金堂、什邡3县划归温江专区;原广元专区所属广元(驻嘉陵镇)、旺苍(驻冯家坝)、剑阁、江油、北川、平武、青川、昭化(驻宝轮镇)等8县划入绵阳专区。辖15县。1958年原遂宁专区所属遂宁、三台、蓬溪、盐亭、潼南、射洪(驻太和镇)、中江等7县划入绵阳专区。撤销彰明、江油2县,合并设立江彰县(驻中坝)。绵阳专区辖21县。1959年江彰县改名江油县。撤销昭化、罗江2县,将昭化县并入广元县;罗江县并入绵阳、德阳、安县3县。绵阳专区辖19县。1970年绵阳专区改称绵阳地区,地区驻绵阳县。1976年由绵阳县析置绵阳市,属绵阳地区领导。绵阳地区驻绵阳市,辖1市、19县。1977年将潼南县划归江津地区。1979年撤销绵阳县,并入绵阳市。1985年,撤销绵阳地区,绵阳市升为地级市,设立市中区;将原绵阳地区的江油等7县划归绵阳市管辖。撤销广元县,设立地级广元市和市中区;将原绵阳地区的青川、旺苍2县划归广元市管辖。撤销遂宁县,设立地级遂宁市和市中区;将原绵阳地区的蓬溪、射洪2县划归遂宁市管辖。1992年10月,民政部批复同意撤销绵阳市市中区,设立涪城区、游仙区。2003年7月撤销北川县,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2012年将原绵阳市经开区和农科区整合为绵阳市经济开发区。同年10月,国务院同意绵阳经开区升级为绵阳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历史地域性因素是绵阳区域化特点的来源。
一、地域交通对于绵阳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绵阳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东邻广元市的青川县、剑阁县和南充市的南部县、西充县;南接遂宁市的射洪县;西接德阳市的罗江县、中江县、绵竹县;西北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文县接壤。绵阳市呈西北东南向条带状,东西宽约144公里,南北长约296公里。绵阳位于成都、重庆、西安“西三角”的腹心地带,是连接陕、甘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成都平原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城市,是成都经济圈的重要支撑,是成渝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九寨沟旅游环线的主要节点,是四川省西北部的次级交通枢纽城市。市区南距成都98公里,东距重庆300多公里,北距西安700公里。
绵阳市在历史上就是交通要道上的城市,是成都平原的北部屏障和要冲,阴平道、米仓道、金牛道等著名古蜀道均经过绵阳。秦汉时期,绵阳被誉为“蜀道咽喉”、“剑门锁钥”,为兵家必争之地。隋唐以后,绵阳逐渐成为“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川西北第一重镇”。新中国成立后,绵阳更是川西北地区重要的人流物流集散地和重要的交通枢纽,从北方至成都的人流物流必经绵阳,成都到遂宁、南充、广元的人流物流在绵阳中转,这些都构成了绵阳建设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周边遂宁、南充、达州等城市交通体系的迅速发展,绵阳交通发展总量不足、通道不畅、结构和布局不优等问题日益凸显,其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已受到严峻挑战。
2008年地震后,绵阳市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2009-2020构建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总体布局:依托铁路、高速公路(含快速通道)、机场和城市公共交通,完善绵阳城区主枢纽功能,实现主枢纽的铁路公路航空和城市公交联运;形成以绵阳为中心的内连外接的一体化区域性综合交通体系;依托省、市列入规划建设的铁路、高速公路(含快速通道)、省干线公路搭建三台、江油两个次级交通枢纽;连接安县、北川、梓潼、盐亭和平武5个节点城市,形成三台、江油、安县、北川和梓潼半小时经济圈。在对外开放中,绵阳将通过与成都、重庆、西安、昆明、贵阳等地的半小时、1.5小时、2小时“交通圈”,以及与国内省会城市和主要经济发达城市1—3小时“航空经济圈”,积极引进国内外资本和承接产业转移,以大交通促大开放。
交通影响经济,绵阳市交通的发展对于绵阳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没有交通的便利,区域人员的流通便存在极大的问题,以文化旅游和参观表演为主的文化服务消费产品便面临着消费者不足的困境。交通的便利与绵阳作为经济圈城市地位的上升,不仅带来消费者的流动,同时也促进基础服务型文化产业的体系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刺激区域特色型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对外输出。
二、区域历史文化对于绵阳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区域历史文化对于区域城市发展文化产业有着一定的影响,不同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有着一定的影响。绵阳市历史悠久,嫘祖和大禹分别生于绵阳盐亭县和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梓潼县则有司马相如读书台。据《后汉书·郭玉传》记载,西汉名医涪翁,就隐居在绵阳(时称涪县,故名“涪翁”),其曾著有我国医学史上最早关于针灸学术专著《针经》、《针脉法》。其弟子为程高,程高弟子为郭玉,郭玉则为东汉名医。绵阳市区何家山(今绵中校区)发掘的东汉墓中,出土了全国最大的铜马和最早的铜铸佛像。东汉扬雄在绵阳求学,留有“子云亭”遗迹。三国蜀汉大司马蒋琬长期驻扎绵阳,最后“厝葬”于绵阳西山。据《方舆胜览》记载:“昭烈入蜀,刘璋延至此山(汉涪县的东山,今富乐山),望见蜀之全盛,饮酒乐甚。欢曰:‘富哉,今日之乐乎!’”富乐山因此得名。姜维也是在涪县降魏军钟会。
初唐四杰除骆宾王外,王勃、杨炯、卢照邻都在绵留下了诗作。诗仙李白成长于江油市青莲乡,诗圣杜甫流寓在绵两年多,留下诸多诗作,作有《越王楼歌》:“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为今天越王楼的重建提供了重要历史线索。唐代的赵蕤、樊宗师、严武、岑参也曾有在绵阳境内生活的经历。
宋代著名文人文同生于盐亭。宋代文坛巨匠欧阳修出生于绵阳市区。宋代状元苏易简著有《文房四谱》,是今游仙区玉河乡人,今天其地还有有状元坟、其母薛太夫人墓、苏里桥等遗存。宋代苏轼、陆游、魏了翁也在绵阳留下遗迹。
明代绵州“三高两金”(高第、高简、高节兄弟和金爵、金皋父子)在四川文坛都占有一定地位。清代,绵州还有蜀中才子李调元和早期红学家孙桐生,孙有刻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问世,并著有《国朝全蜀诗钞》等作品。明清还有杨慎和果亲王等皆在绵留下了活动遗迹。
近代以来有历史学家蒙文通,文学家沙汀,抗战名将宋哲元,早期共产党人王佑木,革命前辈张秀熟,名医蒲辅周、萧龙友,武僧海灯,“两弹元勋”邓稼先,小麦育种专家冯达仕等众多杰出人物。
绵阳还有道教文昌帝君的道场七曲大庙山和文昌文化、哪吒文化、羌族文化、白马文化、汉阙文化、郪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性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和信仰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历史遗存都构成了区域历史文化资源,这对绵阳市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区域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诸多文化发源于此,却又获得了全国甚至更广泛的认可,从而使相关的文化产业有相应的存在可能性。
三、地域因素对绵阳市文化产业类型化发展的影响
区域因素可以分为行政区划面积、人口、经济发展等阶段性内部因素,政治地位、军事意义、经济层次等整体范围内的节点因素,历史文化积累、文化荣誉度、知名人士的地位等纵向的区域文化定位因素等。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地域因素不是几个方面的单纯数据,而是诸多信息综合的立体存在,这综合的区域因素又要在纵横两个层面进行定位,历史层面的和当前意义层面的定位对于准确判断地域因素的综合价值有根本意义。
绵阳市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科技城、四川省第二大城市、成渝绵经济圈中心城市等,历史与现代两者不同的地域因素信息的结合是绵阳市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制造业,不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创意产业,注重创新和审美消费的产业,必然要注重文化附加值的经济因素。
绵阳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适合构建科技与文化结合的模式。绵阳市文化产业的类型分为基础服务、区域特色型和创意引领型。基础服务型是各个区域文化产业都具有的文化产业类型,本质上也没有特别的区别,主要是服务本地民众的文化消费需要和外来消费者基本的文化消费需求。但是如果细分,则可以分为市区基础服务型文化产业、县域基础服务型文化产业、村镇基础服务型文化产业。不同层次由于消费者群体的大小和消费能力的高低又有所不同。
区域特色型文化产业主要吸引外来消费者或利于文化产品输出,这并不排斥本地消费者,恰恰相反,本地消费者也是区域特色型文化产业的核心消费群体,只是在这个范围的文化产品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要求和较强的精神奢侈品意味。就绵阳市而言,区域特色型文化产业强调地域因素的特殊性,夸大其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差异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唯一性或最优性。区域特色型吸引的核心消费群体具有猎奇性的消费心理,并通过这些核心消费群体的传播带动更多的消费群体,后来者除了猎奇性消费人群外,还有更多的是从众性消费者,甚至成功的消费模式是以后者为大宗。
创意引领型文化产业一种情况是依托科技的手段,引领新风尚,还有一种情况则是通过艺术审美风格引领新的艺术潮流。可以分为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两种不同的吸引消费者的方式。绵阳市文化产业发展有其特殊的基础,绵阳市作为科技城有其优势,但是科技优势如何更好的与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
参考文献
[1]谷满意.绵阳市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产业化发展的基本途径[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3(06).
[2]陈永乐.试论经济基础对绵阳市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J].四川党史,2000(12).
[3]中共绵阳市委关于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建设西部文化强市的决定[N].绵阳日报,201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