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潍坊教育局组织考察团到美国考察学习。5月3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我们到达哥伦比亚大学。因为杜威，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我向往的教育圣地之一。今年2月，曾写过一篇博客《哥伦比亚大学——我所向往的教育圣地》，那时并没有亲历哥伦比亚大学，但杜威教育思想对我产生的重大影响，使我对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哥伦比亚大学充满了向往。
一、对待学术的态度：尊重，但不膜拜
杜威对美国之影响，可以这样概括：杜威在美国教育极端形式主义与严格主义的影响下，在佛蒙特州这个极具民主气息的环境中，孕育了他对当时教育实施的批判能力；同时，在接受生物学与心理学的洗礼后，对教育上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深沉的呼吁，创立了新的哲学思想，作为教育理论的基础，演变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进步教育运动。 美国教育学者罗思指出：“未来的思想必定会超过杜威……但很难想象，它在前进中怎么能够绕过杜威。”
杜威对中国之影响，可以这样概括：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成为一种传播极广的教育思想，其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西方教育思想。中国学者最熟悉的以及对近代中国教育影响面最广、程度最深和时间最长的西方学者当首推杜威。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儿童中心论”等教育观点及《我的教育信条》、《学校和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著作，深深影响了中国教育。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美国教育学者施瓦茨曾说：“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上，约翰·杜威与现代中国之间的交往是最吸引人的事件之一。”
除去中美两国对杜威近于官方的论定，我个人而言，内心对杜威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原因有三：
一是80年代初，我读中外教育史，引领自己走向教育科学的，杜威当是外国教育家中的第一人。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杜威来中国以及对中国教育、社会的巨大影响。杜威于五四前夕来到中国，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风云际会的1919年。他巡回讲学，足迹踏遍了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个省市，历时两年两个月，直到1921年7月才返回美国。当时中国出版了《杜威五大演讲》、《杜威教育哲学》等。杜威的教育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使“教育救国”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杜威思潮”，而宣扬杜威教育哲学最有力的当数胡适、陶行知、陈独秀、蒋梦麟、郑宗海等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他创办了晓庄师范，开展“教育救国”等行动，就是杜威平民教育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二是杜威的中国之行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次访华，也对杜威自己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古老中国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也给他带来了丰富而深刻的启示。正如十余年后他的女儿在《杜威传》中所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
三是杜威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确有某种跨越时空的神通、神会之处。在中国，我们都推崇孔子，而杜威与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让我们阅读杜威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如两人都比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重视教育，塑造、培养心智，修养人格，改造社会。
正因如此，我才那么渴望在哥伦比亚大学能够寻到关于杜威工作生活的有关片断，以印证这位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世人的重大贡献，却遭到现实的“无情”回击。资料员说：“像杜威这样的学术大师，在哥伦比亚大学有很多，在美国也有很多。你要研究他，可以到图书馆读他的著作。”这位西方的“孔子”，与东方的“孔子”在中美两国人的眼里，地位差别太大了！中美两国对待“教育大师”的不同态度，实际反映了两国对待文化的态度：膜拜与尊重。追根求源，还是由两国文化的一元与多元决定的。
二、美国人对待杜威的态度恰恰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最好体现
杜威是实用主义的杰出代表，本次专程“拜访”的最大收获，是美国人对杜威本人及杜威思想的分别对待，恰恰体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美国崇尚的“实用主义”与“有利于我的即真理”的唯心主义哲学主张毫无关系，它强调一切行为和信念必须从实际结果来判断，特别注重用实际有用的手段来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停留在思想意识领域。美国人重视杜威对美国社会的思想影响，并把其成果转化为现实成果运用到社会中，但对杜威本人，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纪念馆、资料馆等供后人瞻仰。也许，也恰好正是杜威本人生前所追求与崇尚的吧。
三、“心理状态”是中美两国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隐性因素
对杜威专程“拜访”前前后后产生的强大心理落差，让我在失落之余去思考这件“小事”背后的中美两国文化差异。记得智力知识界领袖S.班迪博士在回顾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时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系列勾画社会经济现状的经济指标，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教育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化人”的重要使命。我本人从事教育30年，尚且依然把教育的希冀寄托在已经故去的“大家”、“大师”身上，而哥伦比亚大学资料员平淡从容地面对杜威如同一个普通公民，更反衬了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更想借助于外力来提升内驱力，而美国人更强调现世的个人发展与自我完善，这与美国《独立宣言》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所以，要实现教育现代化，“需先化人后化物”，即在改革社会条件、物质条件时，首先要改变的是不适合教育体制发展的观念和心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