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语言研究者早已开始对语言变异进行研究。在20世纪，社会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变异的原因主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他们发现了语言变异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如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等均对语言的变异有着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探究造成语言变异的因素以及造成的结果。语言变异不利于社会语言的规范使用，使用者通常被从语音、词汇、句子等方面发生语言的变异。本文拟探讨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语言的变化，尤其是下层阶级。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语言变异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必然关系。语言变异存在于人类的言语交际生活的不同方面，只要有人类的语言交际活动，语言变异就会出现，因此，研究语言变异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交流沟通。
二、影响语言变异的因素
2.1言语社区的定义
关于言语社区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Lyons给出了一个定义：所有使用给定的语言（或方言）的人。也许这是最简单的定义，但该定义实际上将对语言的定义转移到了对言语社区的定义上。根据这个定义，言语社区可以重叠（对于那些生活在双语地区的人），而且不需要有任何社会或文化的统一。再如，布龙菲尔德认为，一个言语社区就是“依靠言语相互交往的一群人”；霍凯特指出，言语社区是“通过共同的语言能直接和间接地彼此进行交往的一整群人”；甘柏兹则认为，言语社区是“凭借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进行经常的有规则的交流，并依据语言运用上有实义的分歧而区别于同类集团的人类集合”；拉波夫认为： 言语社区并不是从语言因素使用过程中任何明显的一致性来界定的，而是根据一套共有规范来界定的。
对于言语社区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见解，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外学者郝德森据此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言语社区可能除了作为人们心理内部的原型之外，实际不存在于社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言语社区”进行定义的探索，实际是徒劳之举。 而我国学者徐大明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语言产生于社区之中。但一个言语社区不一定只对应一种语言；但言语互动的长期性发生的结果往往是产生和保持一种语言变体的基本条件，故，有着悠久历史的言语社区通常都拥有着标志性的语言。此外，徐大明在此指出言语社区有地域、认同、人口、互动、设施五个要素组成。
2.2地域方言和语言的社会方言
语言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我们可以从语音、语法或语言中词的选择等方面来判断语言的变化，这些变化涉及到使用者的生活地域、社会阶层或教育背景等。为了我们能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语言变体进行分析：方言和语言的社会方言。
当下，社会语言学家普遍更关心的是语言的社会变异，区域变异相对次之 。但是，在社会变异的研究中，如果我们想要对不同变异过程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们至少应该对区域方言有所了解。在地域的基础上，区域变异主要以区域方言的形式展现出来。正如《社会语言学》书中所说，“在语言变化与方言差异的模式中，语言的变异的过程中一定牵涉到两个相互独立的因素：时间和距离。”
也就是说，主要导致区域变异的两个因素是时间和距离，例如，在中国的每个省都有不同的方言，甚至不同的县、镇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种方言间的不同，促使语言学家来解释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做出研究，他们将不同的方言在地图上标志出来绘制成方言地图集。（《社会语言学》书中对方言地图集做出特别解释：方言的地理属性趋于集中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以避免城市的复杂性。在这里 ，距离因素被再次强调）方言地理学为将方言地图上的不同方言，依据其特征的不同进行标注划分，如果是毗连分布，在它们接壤的地方可以画出一条分界线，称这一分界线为“同言线”。同言线(isoglottic line)，在中国也叫“等语线”或者“同语线”，同言线根据所划分的内容，可以分为同音线(isophone),同词线(isolex)等。我们应该看到，方言边界通常与一些地理或政治因素相一致，例如，山脊、河流，或旧公国的边界。这就是说，地理因素、政治因素对区域方言的形成均有显著影响。关于同言线，学者赫德森认为没必要对其进行种类的划分，这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很多方言学家认为，每一类的方言根据不同的说话人口都有自己的分布区域，我们是没理由期待不同的类别有相同的分布，或者说他们能有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分布态势。但是，如果不对同言线的类别加以区分，
我们又将如何区分不同方言的具体区别呢，在区域方言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详细的了解区域语言间的差异，据此来更深入的研究语言的变异。因此，为了更加深入、准确的了解区域语言的变异，我们需要对同言线进行类别的细分。
对于方言地理学为何集中于农村地区，《社会语言学》书中对此特别做出了解释。书中指出由于方言研究脱胎于语言历史研究中，而语言历史研究几乎全集中在农村地区，因此，说方言地理学集中于农村地区也是不足为奇的了。但是，这项研究忽略了农村和城市处于同一区域的特殊性。例如，在中国平原地区，人口密度非常大，地域间的距离相对较小，许多城镇和村庄的语言是一样的，他们的语言基本上没有区别。因此，这种区域类别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方言地图集研究在分析语言变异的相关因素中，往往忽视社会阶级因素。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影响你的口音的不仅仅只有你的生活地域，还有你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等，例如，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利用的发音，来判断别人的生活地域或其当前的社会地位。例如，当你听到一个中国人说话时，他/她通常在汉语中夹杂一些英文单词，我们一般可以判定该人是处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因此，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变异有很大的影响，但如何影响它，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2.3 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努力促进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他认为，语言的变异和改变是由习惯性动作构成的一种物理现象，是从开始到结束的一系列无意识的社会过程。他进一步强调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社会属性：“语言的本质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心理的事实。”社会因素是刺激语言变异的外界因素。虽然有些因素比其他的更显著，但在研究中没有一个因素是可以被忽略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阶层、性别和年龄等。首先，我们讨论下年龄对语言变异的影响。年龄是引起语言变异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语言态度，例如，年龄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和年龄十八九岁的青年，在语言的使用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前者对一些新的网络词汇，如萌萌哒、脑洞等并不了解，而后者正是这些网络词汇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组成，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采用不同的社会习语和表达方式，这种现象会导致语言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学者们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用语习惯的调查发现，随着人们社会地位的下降，用第三人称的动词没有“-s”的比例的下降逐渐上升，如较低的工人阶级更喜欢用“He go.”，“It come.”，但中产阶级通常使用“He goes.”因此，语言能够显示出人的不同身份，人们会采取某种发音作为标志，并进行模仿，语言的变异也往往发生在这一进程。此外，我们不得不承认，变异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要进行明确区分。尽管此举存在着对语言的歧视。
性别因素。一般来说，女性是非常敏感，他们对语言的社会意义也非常敏感。无论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或展示自己，她们总是倾向于使用相对知名的语言模式。
通常来说，她们用的语言形式比男性更加规范。在书面文字，男性和女性会选择不同的句式。相对来说，女性更喜欢使用疑问句和祈使句，但是，男性更多的使用陈述句；男性更愿意直接阐明，而女性更多的是委婉和含蓄，重视表达自己的情感。性别差异还主要体现在词汇的??变化上，比如，男性可以用骂人的词语，如狗屎，但女性只能用一些感叹词来表达同样的感觉。
总之,语言变异主要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就像一个地域方言是一个地区的语言区别于其他地方的语言一样,社会方言也是关联到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组织。总之,语言变异造不仅是语言本身也造成的，也是受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影响，语言是社会的反映,所有语言的变化均受社会的影响。
三、语言变异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变异是引起语言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人员从发音、距离和社会因素等方面整体关注语言变异,却忽视了语言变异对人们的生活和语言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语言变异致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语言使用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下层话语权的丧失。
斯皮瓦克（Spivak）被认为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批判理论家之一。在她所有的批评著作中《庶民的发声》（Can the Subaltern Speak?）(1996)为其核心研究对象,该书涉及的研究对象是斯皮瓦克尤为担忧的一个特殊群体——庶民！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逐渐被抹去的历史话语权。人们普遍认为“庶民”一词最早使用者是伟大的意大利评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它最初是指在军事意义上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采用这个术语暗示着处于社会的下层阶级，斯皮瓦克学者表明,庶民阶层处于无话语权的境况，他们的某些利益无法被保证，他们的声音无法被上层听到，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必须由别人代替他们。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语言的变异致使他们的语言遭受歧视，促使他们为了获得社会声誉，提高社会地位而不得不模仿上层阶级的语言。正是这种模仿导致庶民阶层的语言逐渐消失，我们知道他们只是复制上层阶级的语言，但研究者却只当他们做副本,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只是复制,可以忽略，这种情况加剧了他们处于无话语权的状态。
四、结论
言语社区是语言学调查和研究的基本单位。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独特观点，他们做出不同的定义,但他们都是“正确的”,他们从不同方面对言语社区进行概括总结，但在本质上还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试图调和这些不同的定义。影响语言变异的因素主要是地域和社会因素，其中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最大。社会因素中的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等因素从不同方面逐渐导致语言变异的发生。语言变异的发生，在客观上导致了社会下层阶级地位的下降。
参考文献
[1] 张辉，语言变异制约因素初探，载《外语与翻译》1996年第4期。
[2] 夏历.“言语社区”理论的新思考——以在京农民工言语社区共同体为例[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 (5 ): 86-90.
[3] 王玲.言语社区基本要素的关系和作用—以合肥科学岛社区为例[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 (5 ): 80-85.
[4] 陈松岑 《语言变异研究》[M].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5] R.A. Hudson. (2000).Socio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