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滇黔交界处民族乐器文化交融研究 ——以云南罗平和贵州兴义的汉-布依-苗为例

滇黔交界处民族乐器文化交融研究 ——以云南罗平和贵州兴义的汉-布依-苗为例

作 者:王 芳 赵秉楠 (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布依族八音坐唱的音乐形态与传承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1YJC760076)阶段性成果;云南省哲社科基地项目“怒江傈僳族民族乐器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研究”(项目批准号:YB2020071)阶段性成果。

 
摘   要:云南罗平毗邻贵州兴义,两地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处。罗平-兴义均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其他民族包括布依、苗、壮、彝、回等少数民族。经过历史社会的发展,汉族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促进了该地区民族文化的交融。从该地区民族乐器文化的相互交融来看,相互影响较大的乐器种类主要为吹管乐器和弹拨乐器。滇黔交界处民族乐器文化的交融客观体现了当地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与文化特征。该地区民族乐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滇黔交界处;民族乐器;文化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
云南省罗平县与贵州省兴义市隔江相望,在西汉时期,两地均隶属牂牁郡。从古至今,罗平-兴义一直是滇黔桂三省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该地区自然气候宜人,交通便利,民族文化多元,是重要的历史文化枢纽站。这一地区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其他民族包括布依、苗、壮、彝、回等少数民族。其中布依族人数占比较多,布依族文化也形成了这一地区的代表性文化标识。该地区民族种类繁多,文化融合度较高,从当地民族乐器文化特征便可窥见各族同胞的交流、交往与交融现状。本文通过剖析罗平-兴义地区汉族、布依族及苗族同胞的民族乐器文化交流活动,揭示当地民族融合的现状与发展,以此展现滇黔交界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
一、吹管乐器文化的相互融合
罗平-兴义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元,各族同胞在长期的生活交往之中,相互借鉴、相互影响,逐渐在彼此的文化中融入他民族元素。乐器是当地各民族文化娱乐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幸福生活的实践中,少数民族群众往往积极参与到彼此的传统节日中,展示各自的民族风采和民族特色,表达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活动交流过程中,当地各族艺人吸纳了彼此的艺术技艺,最终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民族乐器文化。
(一)苗族艺人对布依族姊妹箫的吸纳
姊妹箫是我国布依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之一,主要流传于黔西南州、罗平县及河口县的布依族地区。姊妹箫在布依语中称作“bixnuangx bos”, 为簧管乐器,由两根形状、粗细完全相同的竹管制作而成(如图1所示)。
在罗平地区,能够制作布依族姊妹箫的民间艺人已经不再局限于当地布依族同胞。苗族艺人陈自清是罗平县知名的苗族芦笙、唢呐传承人。在陈自清常年与布依族杂居生活的过程中,布依族传统乐器的制作技艺也逐渐引起他的兴趣,并使他自学掌握了布依族姊妹箫的制作及演奏技术。陈自清采用家乡罗雄镇的观音竹作为姊妹箫的制作原材料,正根竹管为无竹节的开管。与图1布依族姊妹箫不同的是,陈自清的姊妹箫有7个音孔,其吹嘴使用虫壳(如图2所示)。这样的姊妹箫音域范围就要大于韦正华制作的布依族姊妹箫。
从图中可以看出,陈自清制作的姊妹萧开孔距离不均匀,音孔是从吹口处向下依次增宽。由此一来,陈自清的姊妹箫各孔演奏的音阶中,各音之间的音程便自下而上形成了由大到小的特点。而贵州韦正华制作的姊妹萧,其开孔孔距相对均匀,因此,其演奏的音阶中各音之间的音程更为相近。
(二)汉族艺人对布依族姊妹箫的学习与改良
罗平县著名布依族音乐传承人谭良举,虽然身为汉族,但常年扎根于云贵两地布依族地区,学习布依族传统乐器的制作和布依族音乐的演唱与演奏,为罗平布依族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通过近三十年的专研,谭良举通过自身已有的音乐专业理论知识,对布依族姊妹箫进行了一定改良和创新。
谭良举制作的姊妹箫依然选材于观音竹,这是对布依族姊妹箫的文化保留。谭良举同样是使用火烫的方式进行开孔,但他很重视姊妹箫吹嘴的打磨。制作吹嘴时,他先对虫壳进行适当修剪,不断打磨将虫壳吹嘴调试到竹管适配的程度。由于现在虫壳材料难寻,谭良举也会使用塑料管替代虫壳来制作吹嘴(如图3所示)。谭良举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受过专业音乐训练,包括乐理知识、乐器演奏技术等。因而,谭良举在制作姊妹箫时更加强调每一个步骤的精确性,孔距、管身长度、定调等都须经过仔细测量计算。这样的制作方式是与陈自清等其他民间艺人的最大不同,谭良举的制作思维和方法更加学院派。换言之,谭良举的姊妹箫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学院派的制作技法,因此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布依族姊妹箫。
在表演形式方面,无论是陈自清制作的姊妹萧,还是谭良举制作的姊妹箫,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于当地布依族节庆活动之中。姊妹箫既可用于独奏布依族传统曲目,也可以作为其他艺术表演的伴奏乐器。总体而言,同贵州布依族姊妹箫一样,罗平地区的姊妹箫所演奏的旋律具有平缓、优雅的特点,无超过三度的大跳进音程。
二、弹拨乐器文化的相互交融
如上述,滇黔交界处以布依族传统音乐文化最为流传广泛,其中用于布依族八音坐唱的弹拨乐器也因此备受当地各民族关注。
(一)月琴与葫芦琴的改良
月琴和葫芦琴是滇黔桂交界处南盘江流域布依族八音坐唱所使用的传统弹拨乐器。目前的月琴有两种形制:一是满月型的月琴,二是半月型的月琴;葫芦琴的形制与制作材料葫芦的形状相关,没有具体分类(如图4所示)。
 
月琴和葫芦琴的弹奏技术是一致的,需要用一个塑料薄片作为弹拨琴弦的用具。这种拨片没有固定形状,艺人一般将拨片用棉线拴在琴身音孔下方,以便携带和演奏(如图5所示)。月琴和葫芦琴上三根琴弦从低到高的定音大致有两种:1)“  —1—5”(sol—do—sol),最低和最高两根琴弦保持一个八度,使用这种定弦方式的有老安章布依八音队、南龙古寨布依八音队、冗渡镇布依文艺队和巧马新市民布依八音队等。2)“1—5—  ”(do—sol—re)。
谭良举作为云南罗平地区的布依族音乐爱好者,为了提高自己制作布依族传统乐器的技术,他常年来定期前往贵州兴义市老安章村,跟随布依族乐器制作艺人吴天平学习乐器制作。八音弹拨乐器的制作是谭良举的学习内容之一(如图6所示)。通过访谈了解到,谭良举在与吴天平学习的过程中,除了自己学习布依族乐器的制作传统外,也会向吴天平交流许多自己的音乐经验。比如,弹拨乐器琴颈上品间距的测量方式、乐器大小尺寸的调整建议等。双方在这种经验的交流中,不断吸取对方的建议和意见,相互学习,最终在自身原有的制作传统中产生了新思想,从而实现了传统乐器的革新。
月琴和葫芦琴的改良正是在这样一种不同民族的交流交往中所形成。如图4所示,由吴天平演奏的新型大号双颈月琴(右3),是吴天平在与谭良举等人的经验交流中生产的一种创新。吴天平认为,传统月琴没有尺寸大小,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民族音乐传承的需求以及音乐表演的审美需求。“非遗”工作的推进,大大促进了中小学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教学,但学生却无法演奏由成人演奏的传统月琴和葫芦琴。因此,吴天平在吸收谭良举等许多艺人的建议后,制作了儿童尺寸的月琴和葫芦琴,甚至还有适合幼儿园低龄儿童演奏的尺寸(如图4中左2的承认葫芦琴和右1儿童葫芦琴)。之后,这些不同尺寸的制作因使用的适用性而普遍传播开,当地其他布依族乐器制作艺人也逐渐采用了同样的尺寸制作方法。此外,吴天平还曾与谭良举讨论月琴的改良问题——如何在同一把月琴上能够完成两种不同音域的演奏。谭良举为此提出了自己的音乐专业建议,包括如何在同一共鸣箱上生成两个满足不同音域的共鸣箱等。经过较长时间的制作实践和讨论,二人发现若想达到这种效果,新型乐琴的琴身上必须同时包含两种不同尺寸的月琴。最终,吴天平制作出了改良版月琴—双颈月琴(如同4中右3所示)。
(二)八音坐唱的表演交流
布依族八音坐唱是滇黔交界处罗平—兴义交流最多的民族音乐文化。这种布依族传统音乐艺术主要以器乐合奏为主,其中包含了吹拉弹打四类乐器。在两地布依族艺人的音乐交流活动中,谭良举承担着非常重要的音乐指导角色。每次重要的交流演出和日常排演,谭良举都会受邀到乃格村布依族八音坐唱队进行现场音乐指导。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八音队与兴义地区布依族艺人有着密切联系。兴义艺人常常以队员身份加入到乃格村八音队的队伍中,在各地进行八音坐唱的展演。虽然八音队的音乐表演形式和风格都按照布依族传统进行,但谭良举对这支队伍的艺术指导中却包含了他从学校受训的音乐专业知识,如以国际标准音A音的乐器定音方式、乐队不同乐器之间的配合表演方式等。这些知识显然与这些布依族艺人从小受到的布依族音乐传承的传统存着许多差异。通过谭良举的指导,这些艺人们在八音表演的风格和形式上产生了一定变化,即与那些未经过科班专业知识影响的八音表演形成了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表演中更加强调整齐度与和声性,二是乐器定音中更注重音准的精准性。实际上,在其他更加原生态的八音表演中,乐器的定音并不要求音高的精确性,表演也不追求整齐度,布依族艺人们更加注重表演气氛和乐器技巧的展示(如滑音、颤音的增加)。因此,谭良举与这些布依族艺人的音乐交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
三、结语
综上,对于罗平—兴义这样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文化宝地而言,各族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已成为了非常普遍的音乐活动事项。各族之间通过彼此的传统节庆活动,了解并学习到对方的优秀的传统乐器文化,并将其与自己本民族音乐进行恰当的融合。各族艺人们彼此尊重,相互学习,不断创新,最终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一幅民族团结共荣的美好景象。这种各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日常音乐活动,是当地各族同胞重要的地方文化习惯,是艺人们表达和发展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途径。罗平—兴义地区布依族、苗族和汉族的乐器文化的交融,客观体现了当地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与文化特征。该地区民族乐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满梦翎。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交融研究——以苗疆走廊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22(05).
[2]周真刚、韦泽珺、杨江萍. 贵州有形有感有效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3(03).
[3]王通、柏贵喜. 文化基因“共享”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方叙事——以惠水枫香染纹饰为中心[J]. 民族论坛, 2021(04).
[4]吴琼、王小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历史演变、现实意义与铸牢路径[J]. 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
[5]青觉、徐欣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 民族研究, 2018(06).
[6]董秀团.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民歌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以云南大理白族调为例[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0(4): 105-110.
[7]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王芳,布依族,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民族音乐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赵秉楠,汉族,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