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翻译中社会文化负载词文化分析及翻译研究

一、引言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也是文化的转变。不同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审美观念等，使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独特的文化特征。[1]这些特征在文学作品中都通过文化负载词反映了出来。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会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也会导致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障碍。

鲁迅先生是中国以白话文写小说第一人，其语言非常具有文化特色。他通过大量运用简洁精炼的社会文化负载词，反映出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和民族特征，进而映衬出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而要将这一类词翻译好，无疑是汉英翻译的一大难点。本文就将从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入手，对小说中的社会文化负载词进行文化分析，并从译文的角度探析其翻译的方法和技巧。

二、文化负载词的概念及分类

（一）文化负载词的概念

我国学者廖七一将文化负载词定义为“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特定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2]包惠南亦在其书中指出：“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即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3]可见，文化负载词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点，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这类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只存在于某一种文化中，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是空白的，在翻译中无法对应。因此，针对它们的翻译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文化负载词的分类

根据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的理论，文化负载词可以分为以下五类：生态文化负载词；语言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4]在这五类之中，社会文化负载词是最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征。社会文化负载词也占据了鲁迅先生所著小说的一大部分。所以，如果能够将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得当，不仅能让鲁迅先生的小说走出国门，更能增强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三、社会文化负载词的文化分析和翻译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H. Williams）说过，文化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挖掘文化机制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哪种翻译方法和技巧更适合社会文化负载词，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对其进行文化分析，从而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纰漏和差错。

（一）直译

例1：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5] 57

译：These last few days the only one to go to town was the Bogus Foreign Devil.

“假洋鬼子”一词是典型的社会文化负载词。“假洋鬼子”最早来源于1862年，在那一年，美国人华尔于上海组成了一支“常胜军”，用于对抗太平天国运动。这支军队只有军官是洋人，其余士兵全是华人。所以“假洋鬼子”的含义便为沾染了“洋味”的中国人，并不是真的洋人。

随着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国被迫开放门户，“买办”也就应运而生。但在拥有华夷观念的中国，作为西方势力的代理，他们注定是被排斥的异类。[6]中国民众恨透了这类人，故蔑称其为“假洋鬼子”。在《阿Q正传》里，钱太爷的大儿子在东洋待了半年，就在衣着举止上仿效洋人。阿Q轻蔑地称他为“假洋鬼子”。

在翻译“假洋鬼子”时，用直译的方法是最合适的。直译不是“死译”，它既能保持原文的语言特色，又能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7]通过直译，“假洋鬼子”可译为“Bogus Foreign Devil”。“Bogus”意为“假的，伪造的”。“Devil”有“魔鬼，恶魔”的含义，在西方宗教信仰里，上帝视自己为唯一的神，视其他神灵为恶魔，绝对的排除异己。故西方人的“恶魔”文化是排除异己的文化，放在此处表达对“鬼子”的排斥非常恰当。

（二）意译

意译强调文化负载词在具体语境下表达的实际意义。 一些文化意象不为原文读者所熟知，故此时应用译文中文化意义较浅的词汇再现原语词汇的主要意义[8]。

例2：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5] 20

译：The Emperor has abolished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 so that scholars who have passed them are no longer in demand.

“秀才”的含义是“优秀人才”。“秀才”一词最早出自《管子》：“其秀才之能为士者”，意为“其中的优秀人才能够成为士人”。其含义直至隋唐才有所变化。隋代始行科举制，设秀才科。唐代沿置此科，及第者称“秀才”，后世沿用此称呼。

“举人”是指“被荐举的人才”。“举人”一词最早出自《论语》。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意为“君子不因为一个人的言语（说得好）而推举他，也不因为一个人有缺点而废弃他好的言论”。这里的“举”是“推举，举荐”的意思，而“人”是“人才”。至汉武帝确立察举制，“举人”才被用来指代“被荐举的人才”。科举设立之后，在明清时期，通过乡试的人便称为“举人”。

可见，“秀才”和“举人”都是文化内涵有所演变的社会文化负载词。这时如果用直译的方法翻译就会出现问题。结合《阿Q正传》小说所呈现的时代背景（清末民初），可知“秀才”和“举人”都是指“通过考试的人才”（具体指的是“读书人”，英译为“scholars”），故采用意译的方法，将“秀才”和“举人”译为“scholars who have passed them（them指代前句中的examinations）”更加合适。

（三）加注法

有些文化负载词通过直译或意译都不能全面体现其文化内涵，故必须另附注解，让译语读者深入了解原语文化的内涵。

例3：“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5] 23

译：“Ah Q, may you die sonless!” sounded the little nun’s voice tearfully in the distance. (--a curse intolerable to hear in China)

“断子绝孙”便是典型的社会文化负载词。它是汉语成语，意为没有后代，多用于诅咒语。中国有句俗语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自《孟子》。虽然孟子原意为“不孝的表现有很多，以不尽后辈的本分为最”，但自汉代以来他的话就被曲解了。汉代人赵岐所注的《十三经注疏》中有说：“于礼有不孝者三，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9]其中，“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意为“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可见，赵岐认为没有后代便是对长辈的不孝顺。并且，依照赵岐的观点，“无后”排在前两种不孝之后，是最“为大”的。后世学者受到赵岐的影响，再给《孟子》写注的时候，或多或少就会沿用这种说法。这就导致汉代以来，无后就是不孝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为一种社会理念。无后的人甚至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而在西方国家的观念里，“断子绝孙”并非是一种诅咒。西方人相信自己的后代是出于神的恩赐。若没有儿女，也是出于神的安排。他们听命于神。所以，在翻译时，只把“断子绝孙”译为“sonless”就体现不出来咒骂的意味。故合适的方式是采用加注法，即在译文后添加“a curse intolerable to hear in China”的注释。通过加注的技巧，不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便也可轻易得知“断子绝孙”所要表达的含义，从而能够进一步深入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

例4：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5] 21

译：To Ah Q’s surprise, “Baldy” start moving directly toward him, a yellow-lacquered cane-what Ah Q called a wailing stick in his hand.*

*Traditionally, the “wailing stick” (kusang bang) is carried by filial sons at funerals; it represents the idea that the son overwhelmed by grief and unable to walk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stick.

“哭丧棒”也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文化负载词。“哭丧棒”旧时为死者发丧时用的手持仪仗品，“孝子”须手扶“哀杖”，以表悲痛。长辈若一人去世，则执一根。若都去世则执两根。

关于“哭丧棒”的记载，最早见《左传》：“齐晏桓子卒。晏婴麤縗斩，苴絰、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10]意为“齐国的晏桓子去世了。晏婴穿着粗布丧服，头上和腰里系着麻带，手执竹杖，脚穿草鞋，喝粥，住在草棚里，睡草垫子，用草作为枕头。”当时是公元前556年，可见孝子拄杖的习俗至今已2500多年了。

根据《礼记》的规定，父母亲去世，子女三天不能吃饭；三天后才能喝稀粥，且饭量有限制；二十五月丧期之内不能沾荤鲜。规定还要求孝子要哭得“伤肾、干肝、焦肺”；要在野外搭草棚居住，须睡芦席、枕土块，只能“三月而沐”。在繁复的丧礼下，孝子最终毁形销骨，只能拄杖而行，以撑身体了。

“哭丧棒”是中国独有的，承载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而西方并没有类似的物品。西方丧葬礼俗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丧礼多见为逝者祈祷，祷其灵魂早日升上天堂，解脱生前苦楚。所以，因为文化空缺，只能将“哭丧棒”译为“wailing stick”并加以注释。其实，美国汉学家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就在其译著中对“哭丧棒”有过研究。他表示，“哭丧棒”是孝子在葬仪上所携之物。当孝子悲伤过度时会拄着它，否则便无法行走。他的研究刚好可以作为注释，在翻译时可添加于文后。

四、结语

翻译是涉及多元文化的。虽然《阿Q正传》因为大量的社会文化负载词的使用，给译入语读者造成了阅读和理解障碍。但是，通过对其进行文化分析，选用合适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就能很好地克服这一障碍，从而使读者能够深入理解小说内容，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这也是研究社会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相信在未来，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桥梁，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联现.浅析鲁迅短篇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28(04):53.

[2]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5.

[3]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10.

[4]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Education Press,1993:98.

[5]鲁迅.阿Q正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6]李兆忠.假洋鬼子的沉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J].上海文化,2010(04):64.

[7]陈新.英汉文体翻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

[8]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41.

[9]赵岐(注),孙奭(疏),廖名春-刘佑平整理.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10.

[10]左丘明.左传(全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954.